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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约旦歌手眼中的巴勒斯坦 —— 一段音乐的历史 | IIAS《田野日誌》第6期
王雪辰，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地区为沙姆地区，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援助与经济发展。
初春的约旦寒意尚未消退，古老的安曼城里已是鸟鸣啁啾、日光刺眼。漫山遍野的绿意席卷着沿街低矮的黄白色石头房子，咖啡的苦味、面包的清香和汽车高声播放的达希亚舞曲（Al-Dahiyya (الدحية) ，流行于约旦和巴勒斯坦的一种传统舞曲，曲调充满欢乐，慷慨激昂。据当地人的说法，古代阿拉伯部落用此类舞曲庆祝战斗胜利。）在氤氲的水烟雾气里相映成趣。此情此景，往往也少不了从四面八方的音箱、电视、收音机里传来的乌姆·库勒苏姆、朱莉娅·布特罗斯和菲鲁兹。这些长盛不衰的老一辈阿拉伯唱将们用高亢铿锵的歌喉征服着大街小巷里的每一座咖啡馆。可以说，安曼是一座音乐之城，阿拉伯人是音乐的民族。在这里，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音乐，人们用歌声来分享快乐、诉说悲伤。
图1 身着巴勒斯坦传统服饰的阿玛勒在台上演出
图片来源：歌手本人提供
安曼老城彩虹剧院舞台的聚光灯下，身着红黑色巴勒斯坦传统刺绣长裙的约旦青年歌手阿玛勒·易卜拉欣（Amal Ibrahim）正和听众们一起忘情地合唱着。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阿玛勒。她身量娇小，笑容甜美，却拥有着与外表不相称的、爆发力和感染力极强的宏亮歌声。阿玛勒总能让我想到沙色朱雀，一种在约旦很常见的玫瑰色的小鸟儿。它们喜欢在低空中不知疲倦地翻飞、盘旋、歌唱，声音高亢而清脆。听闻我对约旦和巴勒斯坦的音乐文化感兴趣，阿玛勒欣然同意了我的访谈请求，并热情邀请我去她的工作室一叙。
在工作室坐定后，阿玛勒按照当地的待客之道为我沏了一杯浓香四溢的红茶。她的工作室小而温暖，桌上整齐有致地摆放着许多诸如埃及莎草纸书签和圣诞老人巧克力之类的小物件。阿玛勒告诉我，她是巴勒斯坦裔约旦人，出生成长于安曼。她的父亲是巴勒斯坦人，来自希伯伦的杜拉（Dura），他爱好音乐，弹得一手好乌德琴。阿玛勒回忆说，童年时代的她常常被父亲抱起放在膝盖上听他演奏和讲故事。她最初受到巴勒斯坦音乐和文化的熏陶，就是因为父亲。
由于历史原因，同阿玛勒父女一样的巴勒斯坦裔约旦人在约旦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半数。广大约旦巴勒斯坦裔群体的存在，以及巴勒斯坦与约旦之间密切的历史关系，使得巴勒斯坦音乐和流行文化始终在约旦社会里占有显著的地位。今天我们在约旦听到的巴勒斯坦音乐，是沙姆地区的古老音乐传统与占领历史之间辩证关系的产物，也是海内外巴勒斯坦群体不同际遇与文化表达的创造性结合。
图2 约旦安曼老城区的声援巴勒斯坦游行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图3 约旦安曼老城区的声援巴勒斯坦游行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图4 约旦安曼老城区的声援巴勒斯坦游行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20世纪上半叶的巴勒斯坦作为沙姆地区的文化中心之一，其民间音乐受到了多种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也吸引和汇聚着来自各个阿拉伯国家的文化艺术人士与爱好者。一位家住安曼附近小镇萨勒特（As-Salt，曾为奥斯曼时期的著名商贸中心，以黄色石头建筑闻名，约旦民间普遍认为其城市风貌与西岸的纳布卢斯市高度相似）的朋友曾对我说，他的奶奶当年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追星少女”。老人家时常觉得约旦的剧院不够时髦，因此总会定期喊上小姐妹们，坐上大巴前往耶路撒冷去“追”最新的电影、戏剧和歌唱演出。巴勒斯坦裔美国作曲家伊萨·布罗斯（Issa Boulos）指出，在那个年代，和现代化相关的哲学议题风靡着第三世界，阿拉伯音乐界也相应地出现了有关当代社会艺术本质的激烈辩论。这场辩论的核心命题是：究竟要“为艺术而艺术（al-fann li al-fann）”，还是“为人民而艺术（al-fann li al-nas）”？
图5 约旦小镇萨勒特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图6 约旦小镇萨勒特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1948年“大灾难”（the Nakba）后，这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布罗斯认为，由于这段历史性的民族创伤，以娱乐为导向的曲目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在1948年后的泛阿拉伯主义时代，巴勒斯坦成为了反对殖民主义和外国占领的斗争中心，这一时期的音乐一般通过泛阿拉伯主义和“为人民而艺术”的政治和艺术视角来解读。在接下来的20世纪60年代，随着六日战争的失败，时任埃及总统纳赛尔和泛阿拉伯主义的影响力被极大削弱，脱离前者框架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议程开始出现，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的巴勒斯坦音乐曲目无可避免地与创伤性的民族历史记忆和抵抗结合在了一起。随着该时期海外巴勒斯坦难民群体的形成与固定，一些民歌中的意象和词义也发生了嬗变。
阿玛勒告诉我，她为斋月后的下一场演出选择的曲目包括《高个子的扎里夫》（Ya Zareef Al Tool），《去哪里？拉姆安拉》（Wein A Ramallah），《我的家乡》（Mawtini）和《妈妈，这是我的爱情故事》（Yama Mwel El Hawa）等著名巴勒斯坦民族歌曲，它们大多创作或改编于1950-80年代，其主题和1948年“大灾难”息息相关。她向我介绍说，之所以没有选择最新的流行曲目，是因为这些老歌往往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它们大多是早年间巴勒斯坦妇女们对被占领当局逮捕的父母、丈夫和孩子们唱的传统民歌，“有着直击心灵的力量”。这些歌曲的创作与传唱也是“为人民而艺术”特征的典型体现。在耶路撒冷、希伯伦和其他许多地方，不被允许探视的妇女们会朝着监狱的方向远远地大声歌唱，让歌声代替她们越过高墙传达到亲人那里。阿玛勒说，妇女们会通过在某些特定的歌词前添加“L”来向囚犯们传递信息。如果把这些分散在歌词里的以“L”为前缀的单词串在一起，就能够拼凑出她们想要传达的“密语”。这些“密语”往往承载着希望。她们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安慰他们，告诉他们有一天她们会来拯救他们。“士兵和狱卒们听不懂我们的歌，他们拿我们没有办法。” 阿玛勒不无骄傲地说。
以“失去”为主题的和历史创伤记忆有关的歌曲，在上世纪的巴勒斯坦音乐史中也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我演出的那天，爸爸也在台下。我唱了一首和烈士有关的老歌。那首歌是写给一个牺牲的无名战士的，歌词大意是‘我看到了沾满血的枪，你在哪里？所有人都出现了，可你在哪里？’ 刚唱完第一句的时候，我看到爸爸哭了，他哭得很伤心。” 阿玛勒说。阿玛勒的父亲1975年从希伯伦移居来了安曼，他在“大灾难”中失去了很多亲朋好友。不过，父亲从未对年幼的阿玛勒说起过具体的故事。阿玛勒说，父亲认为孩子们年纪还小，不宜太早地接触到悲哀和伤痛，而是应该在快乐和美好中长大。所以他告诉她的有关家乡巴勒斯坦的回忆全部都是美的。
类似地，《高个子的扎里夫》也承载着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根据民间传说与相关记载，歌中所唱的这位身材高挑的巴勒斯坦青年扎里夫是一位踏实肯干、勤劳淳朴的木匠学徒。扎里夫在一次战役里同村民们一起英勇地抵抗侵略者，最后却没有再回来，人们也没有发现他的尸首。村民们都相信他还活着，于是四处传唱着这首歌，希望能够通过歌声呼唤他回家。后来有人说，“高个子扎里夫”在雅法干革命，有人发誓在1956年三方入侵埃及时的塞得港见过他，有人说他在加沙，还有人说他去到了贝鲁特，参加了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没有人知道“高个子扎里夫”到底去了哪里，但他最终成为了一代又一代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抵抗精神的缩影和象征。
图7 约旦杰拉什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主题壁画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图8 约旦巴卡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主题街头涂鸦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高个子的扎里夫，你在哪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旅行去了很远的地方/但你的国家才更适合你/我很担心你离开之后/你会见到许多人/然后你会忘记我。” 在辞别阿玛勒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再一次在出租车的电台里听到了这首歌曲。伴随着喧闹的鼓点声和吹奏声，汽车高速驶过荒芜昏暗的山谷和星星点点的灯光。我问司机说，这首歌是叫《高个子的扎里夫》吗？他说是的。我又问道，这首歌是讲什么的？司机说，具体的故事他也不清楚，不过在他看来，这是一首关于土地和家园的歌。从约旦西北部的一些城镇登高远望，我们可以通过夜间的雾气隐约地看到西岸的万家灯火和绵延的群山土地。在巴以冲突愈演愈烈的今天，和平之路依然道阻且长。
责任编辑：徐沛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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